“有地位人家”的样子。祖母对我最为怜惜,命也是她救的,后来我到北平西山疗养院,害她流了许多眼泪,至今我仍愧疚地记得。
爷爷回家是件大事,那年代官威很大,门口站着四个盒子炮(卫兵)。衣食讲究很多,稍不合他标准就发脾气,全家都似屏息活着,直到他返防驻地才敢喘气。我父亲说祖父也颇有新思想,但太权威,没有人敢和他辩论。我出生不久,爷爷由驻防地回家,看了一眼炕上的棉被包着个小婴儿,他威风凛凛地在大厅上坐下说,“把那个猫崽子ㄚ头给我拿来看看!”不知是什么原因,那个不必“抱”的不足五斤重的婴儿竟激发了他强烈的保护天性,他下令“谁也不许欺负我这个孙女!”(尤其是我哥哥,他那壮硕的长孙)那虽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,齐家人口少,每个孩子都宝贵,这道军令使我在家中地位大增。
祖父在军中,四十“寿诞”的礼物是一个二十岁娇弱清秀的侍妾。他移防或者去打仗的时候就把她送回老家。不久,她染肺病死,我祖母很照顾她,把她新生的男孩(取名齐世豪)带大,这个小叔叔和我同年,常常一起玩,经常受我哥哥和堂哥们的戏弄。小叔在我祖母呵护中长大,华北沦入日军手中后,他高中毕业被征参军,有一天穿着日军制服在一个乡镇巷内,被中国的反日地下工作者由背后枪杀。
祖母寂寞抑郁一生,独子十三岁即离家去沈阳、天津、日本、德国读书,只有暑假回来,留学回来又参加革命,从此亡命天涯,一生分离直到她去世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,她带两个姑姑和小叔到北平去住。她中年后经常卧病在床。我两位姑姑出嫁后原来很好,大姑姑(大排行称“四姑”)齐镜寰,曾随夫石志洪去日本留学,有智慧亦有胆识。一九三三年后,我父亲回北方组织领导地下抗日工作那几年,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前,她曾多次在北平火车站等地掩护地下工作者出入山海关;每次接送人都说是她的表弟,车站的人熟了,曾问她:“你怎么那么多表弟?”其实心中大约也明白,大家都恨日本人,没有人点破,而且她常常抱着小孩子,逢年过节不露痕迹地送礼。在台湾还有几位“表弟”记得她,非常钦佩感念大姑姑。抗日战起,两位姑父因曾参加抗日工作,不能留在沦陷区,都与我家一起去大后方,先后病死重庆,两位姑姑带着七个孩子留在北平,与我祖母同住,尽了一切孝道。祖母因癌症逝世时,只有六十四岁。那是抗战的第一年,我们在南京沦陷前二十天逃到汉口,稍作喘息,又奔往湖南湘乡,住了半年,又千辛万苦地由湘黔公路跋涉数千里到了四川,之后在重庆才辗转得知,那时祖母已去世一年了。我父亲终生深感歉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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