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都由前面大路回家。白天偶尔同大伙走过。走过小木桥上坡,就是我们去年为躲警报而搬去的家。我一面跑,一面哭,火把早已烧尽熄了。进了家,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,我说,“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!”在昏天黑地励哭中,我度过了胜利夜。
从此之后,我不再提他的名字。我郑重地把他写来的一大叠信和我写去的一大邮袋的信包在一起,与我的书和仅有的几件衣服放在一起。我想,有一天我会坚强起来再好好看看。但是第二年夏天,我意外地由成都直接“复员”回到上海,妈妈带着妹妹由重庆搭飞机复员回到北平,除了随身衣物只带了一些极具纪念性的照片。那些信和一切的痕迹,全留给苦难时代的狂风。它们的命运,在我家日后播迁的岁月中,连想象都难了。
这一年的十一月,在他从军时赠我《圣经》整整八年后,计志文牧师从成都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,说他由珞珈团契的一位朋友处得知我在深沉的悲哀中,他劝我振作,抄了《启示录)第七章最后一句,“在主宝座之前穿白衣的人是从大患难里出来的……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,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,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”
计牧师不久到乐山传道,我在卫理公会受洗成为基督徒,我在长期的思考后,以这样严肃的方式,永远的纪念他:纪念他的凄苦身世,纪念他真正基督徒的善良,纪念所有和他那样壮烈献身地报了国仇家恨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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