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我看看那帆布带的环子已经拉到最后一格,仍然有些松动,只好歉然地说,“大约我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,不合军机座位标准吧。”他居然大笑起来,连机舱的人都回头看我。他又道歉又安慰我,飞机还末过黄河,他已查清楚我的姓和学历,他给了我一张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的名片,上面的头衔是“东北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”。他说大学毕业时响应“十万青年十万军”参军的,我说我是东北人。他立刻问,“齐世英先生是令尊吧?”我大吃一惊说,“你怎么知道?”他说,“我虽然是广东人,但跟着梁华盛将军派驻东北。胜利不久,令尊代表中央回乡宣慰同胞,报纸上有显著报导,他自满洲国时期即组织领导地下抗日工作,大名鼎鼎,我当然知道。姓齐的人不多,能拿到这军机票的更不多。”
飞机到北平机场降落的时候,他坚持用他的吉普车送我到东城大羊宜宾胡同。我母亲看我从天而降似地突然回家,身旁站了一位全副戎装的漂亮军官对她立正敬礼,大概差点昏倒(以前她常常昏倒)。她花了好几天时间也没有想明白,像我那样勉强长大,瘦干巴巴的女儿,怎么会有人从四川带到上海,从上海坐飞机下来还有人坚持送我找到家?
北平的“家”从来没有给我家的感觉,不仅因为我只住了两个暑假,而是那种沉郁的气氛。我母亲由重庆直接乘民航机回到北平,有两个重要的目的,第一个是和爸爸尽早安葬浮厝在庙里的祖母,第二个是去安排今后如何照顾两位姑姑。
大姑父石志洪,原是铁岭县世家子,是富有、英俊的知识分子,夫妻一同到日本留学回国,因我父亲而参加了地下抗日工作,捐了很多钱。二姑父张酿涛原来已是工作同志。芦沟桥事变后不得不离开北平,留下大姑姑带五个小孩,二姑带两个小孩,八年中极为艰困,还侍奉我祖母至逝世。两位姑父到四川不久竟然相继病死,我父亲对两位妹妹有极深的亏欠感。先到北平租了一个足够三家人住的大院子,雇了一位做家务的刘妈,看门的李老头,和爸爸的司机李鑫。我回到北平第二天就换回了四川的布旗袍,适应北平城的沉郁格调和我自己的心情。
在那个时代,北平和上海真是天南地北,一封信往返需十天。南北分离之初,俞君差不多每天都有信来,说不尽的想念。他的姐姐收到我的谢函,也立刻有信来。说她弟弟在我走后那几天,连上楼梯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给我那十岁的小妹寄了几本英文的精美童话。正好爸爸由上海、哥哥由沈阳同时回到北平,我们去照了唯一的全家合照。我和小妹合照主张小的,心想是专门寄给他的。不久,他说在上海发电厂找到工作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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