幼儿园新歌加上舞蹈。戈家渐渐成为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温暖之家。许多年后我教英国文学史时。每读到十三世纪比德(Bede的《埃德温阪依记》,念到他们形容信奉基督教前后的景况就如飞进宴饮大厅的麻雀,厅里有炉火有食物,飞出去则只有寒冷和朔风,正如我一人在台初期的感觉。
过年后,俊贤和贻烈邀我同往参加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。那时在台数十人,多数是理工学院和法学院的早期学长,在政府机构工作,或者教书。知道我刚毕业,来台湾不久,会长李林学(化工系毕业,在石油公司任高职,对来台校友帮助谋职安顿,照顾最多。享高寿,可以说是校友会的灵魂人物)请我报告一下近两年母校情况。我站起来就我所知作了个报告。当时在座的有一位电机系学长罗裕昌。在铁路局工作。据他日后告知,当天他在校友会看到我,下定决心要娶我回家。
校友会后三、四日,他和谭仲平校友(机械系毕业,在乐山团契与我见过)到青田街马叔叔家来看我。客厅中坐了一阵,我并末在意,但下个星期又来一次,邀我去拜访杨俊贤,在她家坐坐谈谈来台校友近况。他们三人同届,是在乐山毕业的最后一届,又都是最早来台湾的技术行政人员。所以共同话题很多,对我这不知世事的文艺青年都有些识途老马的架势。我们在台湾相聚整整五十年,他们对我的这种保护心理始终未变。
这时是寒假了,我自除夕在街角看到那家人吃年夜饭的情景,心中就盘旋着回家的念头。先回上海,也许妈妈终会和爸爸再回南京重建我们自己的家,我也可以安定下来找一个工作。所以我就丢航空公司用回程票订了一个一周后的机位。回到青田街,马叔叔说,“台大给你发一年的助教聘书,你才来了一学期就走,学校不易找到人,外文系一共不到十个人,你应该做到暑假再说才好交代。”俊贤也说,“你还没看到台湾是什么样子就走,太可惜了。”过了两天,罗裕昌和谭仲平也到马家,说了许多挽留的话。
我正在犹豫难决的时候,到马家来拜年清谈的郭廷以教授(台大历史系任教,后转中央研究院创办近代史研究所)是我父亲朋友,劝我留下帮外文系整理那些散满两室的书,自己也可以静下心看看书。他说,“现在大陆情况相当混乱,北方尤其动荡不安,各大学都仍在复员过程,你到那里也读不了书。”郭伯伯正好要退掉台大温州街的一间单身宿舍,搬到家眷宿舍。他去和总务处说,把那间宿舍拨给我住,可以安定下来,走路上学也很近。
在这样多的规劝声中。我去退了机位,准备搬到单身宿舍去。
那时台大和许多公务机构一样,仍在“接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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